再好的药也可能有副作用，经济政策也是这样，既可能有积极作用，也可能有消极作用。人们之所以选择这种政策而不选择那种政策，是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种政策更有针对性，更为有用，更为急需。这就像治病一样，明知药有副作用也得用，否则就治不了病。当然，人们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，限制其消极作用。

　　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，凯恩斯理论作为治理经济萧条的有效手段，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，其特点是通过政府干预和政府投资以治理萧条、启动经济。从经济实践看，这种政策主张的实施确实使西方国家保持了长时间的经济繁荣，但后来却出现了滞胀。所谓滞胀，就是通货膨胀上去了，经济却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。凯恩斯认为，经济萧条时期的重点是解决失业问题，而失业和通胀是可以互换的，人们可以在通胀和失业之间选择合理的搭配，寻求最佳平衡点。通过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、推动经济发展，就可以解决失业问题。然而，长时间实施这种经济政策却出现了人们不愿看到的现象：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互换的比例慢慢在变，要使失业率降到一定程度，需要注入更多的货币，于是出现了更高的通货膨胀率。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，如果4%的失业率伴随着2%—3%的通货膨胀率，那么，10年之后，同样是4%的失业率却意味着5%—10%的通货膨胀率。而要使物价降到2%—3%的水平，则需要以5%—7%的失业率为代价。这就是滞胀。

　　为什么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会发生滞胀呢？这主要是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和自我保护。凯恩斯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工资和物价水平不变。事实上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预期的改变，工资和物价水平都会发生变化。具体来说，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三种情况或三个阶段：在第一阶段，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；在第二阶段，人们已经根据通货膨胀的情况调整了自己的预期，并且采取你涨价我也涨价的办法保护自己的利益；在第三阶段，如果政策不适当，市场机制受到干扰，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就变成了相互加剧的关系。这就是说，短期失业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是成反比的，具有替代关系。但在长期，这种关系却消失了，就业水平与通货膨胀之间就没有关系了，再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，结果只能是滞胀。

　　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，我国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，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。同时，我们也应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，利用“后发优势”，充分发挥经济刺激政策的积极作用，限制其消极作用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，把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，把发挥刺激政策的作用与完善体制机制结合起来。具体应注意以下几点：首先，刺激政策是临时性的，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之举，经济活力的最终源泉在于微观层面，在于企业的活力，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。其次，刺激政策应致力于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，政府的投资和干预不能代替民间投资，而应努力带动民间投资。第三，借助刺激政策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政府投资应与新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、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。第四，把握好政策的力度，加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，避免“货币呼吸机”效应——一旦拿掉呼吸机，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。第五，抓住时机推进改革，建立健全保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。